不過到12月，這一制度規定企業并未刪去，《刑法（修訂草案）》第278條將主體進行擴張為“律師或其他辯護人”，同時我們增加了“偽造相關證據”的行為管理方式。但是八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第23次會議分組審議意見研究表明，仍然有委員提出一個刪除律師偽證罪，認為自己單獨使用規定對于律師偽證罪不利于我國律師積極作用的發揮，建議在妨害證據罪中增加“辯護人”而與“司法社會工作服務人員”并列發展成為從重處罰的主體。上海刑事律師帶您了解相關情況。

　　截至1997年1月13日至24日，這項規定尚未刪除，但其主題已改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第二款還規定了訴訟代理人在民事和行政訴訟中阻礙證據的刑事責任。律師刑事責任范圍進一步擴大。但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辦公廳秘書處于2月17日頒布的《刑法（修訂草案）》第303條刪除了上述民事和行政訴訟中的訴訟代理人妨害證據罪。

　　說明這一規定尚不成熟，但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妨害證據罪仍然保留。3月3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召開集體審議，表明仍有委員提議將犯罪主體擴大到“司法人員”。因為對司法人員的要求應該比對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的要求更嚴格。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秘書處發布的《中央有關部門和地方有關部門關于刑法修訂草案的意見》顯示，包括司法部、全國律師協會在內的相當多單位和地方仍然認為，不應當設立該罪。

　　上述3月1日頒布的刑法(修訂草案)仍然原封不動，但1997年3月13日，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主席團第三次會議通過的刑法(修訂草案)突然在第三百零六條增加了第二款，規定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證人證言或者其他證據不真實，不是故意偽造，不屬于迄今為止， 現行刑法第306條的毀滅證據、偽造證據、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妨害作證罪終于成型了。

　　之所以不厭其煩地細致梳理上述相關立法工作過程，是想說明存在以下幾點問題認識：

　　首先，1979年刑法頒布后，立法機關于1982年決定研究修改，1988年提出初步修改方案。但長期以來，律師和訴訟代理人妨礙證據行為的刑事責任并沒有列入立法議程，在此期間對《刑法》的許多修改都沒有類似內容。

　　直到1994年3月3日在收集《刑法典》(訂正草案)的分項條款時，立法者們才長期不知道這種行為的危險，或者至少認為這種行為對于刑法的懲罰是不必要的。特別是，直到現行刑法頒布前兩個月，在民事和行政訴訟中，訴訟代表妨害證據行為刑事責任首次出現在訂正草案中。

　　鑒于該規范對確定特定職業群體刑事責任的重要性， 如此短的程序將是對立法極為漠不關心的問題。也許是由于思維的不成熟，再加上甚至在刑事訴訟領域對辯護人和訴訟代理人的刑事責任問題也是極具爭議性的，這一規范，在接下來的兩個月里，突然之間，又在立法中引起了規范的爭議。

　　第二，必須注意的是，1997年3月13日增加了《刑法》第306條第2款，3月14日召開了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并通過了《刑法》修正案草案。

　　這一款的作用類似於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條第三款(誣告罪)規定的“指控不是故意虛假，而是虛假的，或者指控是虛假的，不適用前兩款的規定”，或者減輕基本規定的處罰過重，或者主觀責任的定義基本規定過於模糊，導致刑事責任的極端擴大甚至濫用。對于后者，學者們認為: 對是非不能追究刑事責任，否則就會堵塞道路，會造成新的不公正監獄，《刑法》專門對這一規定進行界定，無疑是必要的。

　　也可以對《刑法》第306條提高這種警惕。鑒于現行刑法中只有消極和警示因素，情況尤其如此。這種規管方法的重要性在於，即使立法者知道有需要訂立這些條文，但在這些條文中，濫用刑事責任的風險實在太高，以致即使在合法性原則的條文中，我們也不得不浪費立法規范的資源，以澄清那些不言而喻的基本知識。

　　同時，上海刑事律師發現，隨著刑法修改到最后，修改的空間更小了。實際上，在3月1日和13日的兩次草案之間，具體條款的具體內容變化很小。因此，在最后時刻進行這樣一個標準的緊急補充，必然意味著立法機關內部對這樣一個標準必然存在重大分歧，但通過這樣一個妥協性的規定，可以達到刑事責任歸屬與克制之間的平衡，從而緩解刑事濫用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