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各類相關證據的取舍，應當嚴格遵循教育有利于被告的無罪推定原則。被告人無須承擔在刑事訴訟中證明其有罪或無罪的任何責任，而如對被告人的罪行有疑問，則裁判員須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釋：這是無罪推定的適當含義。上海刑事律師接下來就為您講解一下相關的內容。

　　根據劉漢的庭前和庭上的供述和辯解，公訴機關指控的許多犯罪事實是他人所為，他本人并沒有授意，涉黑組織中所謂的組織章程也并非出自他口。檢方之所以能將其他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與劉漢及漢龍集團緊密聯系起來，是因為從證明方法上，孫效東的證言被作為認定事實的主要證據。

　　縱觀本案，被告人劉漢與其他被告人之間的社會接觸并不多，被告人與被告人之間的接觸更是少之又少。劉漢沒有直接參與暴力犯罪是事實。是否起到刑事指令共犯的作用，是否存在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主觀方面，孫效東是唯一知情人。如果劉漢具有犯罪故意和指揮行為，那么孫效東就是劉漢傳遞主觀錯誤的重要媒介。因此，孫效東證詞的真實性是本案的焦點。

　　首先，孫曉東的訴訟主體地位進行界定標準不明，對其言辭證據的證明力需要分情況可以區分不同判斷。起訴書認定孫曉東與劉漢是組織企業領導中國黑社會性質以及組織的共同作為被告，而孫曉東指證劉漢其本人自己又沒有被同案起訴，這一怪象的背后極可能隱藏著孫曉東與專案組之間的某種商品交易，孫曉東為求自保不惜抹黑劉漢的可能性我們不能及時排除。對同案口供的證明力，法庭在無法發展取得一些相關補強證據問題加以分析印證的情形下，對孫的片面之詞不可避免輕信。

　　其次，辯護人進行當庭出示的證據可以結合劉漢的當庭辯解沒有顯示，孫曉東的暴力行為言行引起了劉漢的警覺，2001年劉漢曾通過不斷削減其在漢龍所持公司股份的方式方法加以比較排斥，二人的矛盾分析可見一斑。

　　劉漢辯稱不支持的違法行為，希望孫離開漢龍集團，則指責劉漢宣揚暴力文化，指使其犯罪。當兩者存在尖銳矛盾，公訴機關又不能提供消除矛盾的證據時，法院應當本著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查明事實，采納劉漢的供述，認定劉漢“沒有支持暴力文化，沒有指使孫效東實施暴力行為”。

　　盡管辯方認為起訴書中有關劉漢罪行的許多事實不存在，證據不充分或不應承擔刑事責任，但他們不認為劉漢是無辜的，或者至少是隱瞞了罪行。這是辯護人討論量刑證據的邏輯前提。

　　這里不描述酌定量刑的情況。我們已經提交了相關證據，希望合議庭能夠重視。我們還向法院提交了其在調查過程中積極舉報相關人員行賄的事實，這是量刑證據的重要組成部分。請合議庭進行核實。

　　劉漢協助抓獲劉維是否可以構成一個重大立功的問題研究需要著重分析指出。我們自己認為，咸寧公安機關出具書面意見對劉漢立功表現出了問題學生加以認定，于法無據。

　　上海刑事律師發現，在法庭調查時，辯護人向法庭出示了卷宗中的兩份書證，證明劉漢歸案后幫助公安局抓獲劉偉。公訴人反駁說，因為包庇劉維被抓，所以包庇了劉維，劉維本該坦白，本不該立功。反駁所依據的事實和理由來自咸寧市公安局向咸寧市人民檢察院提出的意見。辯護人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咸寧市公安局出具的意見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