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犯罪對象是增值稅征管秩序。首先，這是法律的結果。從稅法的角度來看，稅收征管秩序可分為消費稅征管秩序、企業所得稅征管秩序、營業稅征管秩序等。青浦刑事律師就來講講有關的情況。

　　如何正確理解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虛開行為，筆者認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是法定犯，只有準確界定該罪客體，才能正確定罪量刑。

　　從刑法學的角度看，本罪的客體是增值稅專用發票，在增值稅征收過程中發生危害行為，本罪的客體是增值稅征收管理秩序。其次，有必要將本罪的犯罪對象界定為增值稅征管秩序。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增加主營業務成本，少繳企業所得稅的，不違反增值稅征管秩序，不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而是涉嫌逃稅。

　　筆者認為，代表國家虛開或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如果不存在欺騙國家稅收的風險，就不應被視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可能是縱容犯罪嫌疑人，不能充分有效地保障增值稅的征管秩序。

　　由于增值稅專用發票不僅具有保障國家稅收收入的功能，而且具有記錄經濟活動、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的功能。從立法角度看，刑法將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放在第三部分原則中，即“擾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表明其重點是維護市場經濟秩序。在確定犯罪的虛假數額時，單方面強調保護國家稅收將違背立法意圖。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虛假金額”的認定，不僅應當將危害或者侵害國家稅收的金額認定為“虛假金額”，而且應當將僅僅部分違反增值稅征管程序的金額認定為“虛報金額”。為了縮小犯罪范圍，筆者建議將“是嚴重侵犯增值稅征收秩序還是危害國家稅收”作為犯罪的分界點。

　　從這個角度來看，它可以分為一般違法行為和犯罪行為。一般企業違法性虛開。刑法第205條從行為研究角度將“虛開”界定為“四種不同方式”之一，為認定“虛開行為”中的“開具”提供了審查制度依據。

　　1996年最高國家人民對于法院可以發布的《關于經濟適用＜全國中國人民政府代表股東大會常務委員會進行關于加強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的若干重大問題的解釋》（下稱《最高法解釋》）第1條從“票面信息”與“實際控制貨物購銷、應稅勞務”是否需要相符角度將“虛開”界定為“三種主要形式”之一，為認定“虛開行為”中的“虛假”提供了審查法律依據。符合我們上述技術要求未達到提高量刑起點的行為發展具有特色社會環境危害性，屬于“一般都是違法性虛開”。

　　犯罪性虛開。稅收進行征收管理法第21條和《中華民族人民民主共和國電子發票信息管理工作辦法》第2條均把發票的“印制、領購、開具、取得、保管、繳銷”六環節可以作為企業發票系統管理發展過程。但刑法第205條規定的“虛開”實際上僅把“開具、取得”兩環節納入國家調整研究范圍。有觀點的人認為該罪是行為犯，筆者自己并不贊同，理由是：

　　行為犯觀點可以擴大了該罪的規制研究范圍。從征納實踐看，增值稅專用電子發票的“開具、取得”行為可細分為企業開票人的開票、交付、納稅申報和受票人的收票、認證、抵扣申報工作以及相關稅款抵扣等更小環節。

　　從社會環境危害最大程度看，盡管開票人的開票、交付使用行為和受票人的收票、認證管理行為發展具有中國一定經濟社會問題危害性，但還沒能夠達到“嚴重受到侵害增值稅征管法律秩序控制程序或危及我們國家對于稅收業務收入”程度。因此，在認定刑法上“虛開”行為的起點時，應將歷史進程后移。

　　青浦刑事律師認為，又由于《最高法解釋》規定“騙取稅款數額”入罪量刑標準，為避免這些法規間出現一個邏輯分析矛盾，在認定“虛開行為”時其進程已經不能沒有達到減少稅款抵扣程度。因此，可將“開票人進行優化納稅申報或受票人進行有效抵扣申報”作為自己認定“虛開行為”侵害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客體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