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能做到“既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嗎?實際上，這是一個兩難選擇：如果想要不放過一個壞人，只能進行“有罪推定”，這又容易造成冤案;如果想要不放過一個壞人，只能進行“有罪推定”，這又容易造成冤案;如果想要不冤枉一個好人，只能進行“無罪推定”，這又會容易放過真正的罪犯。

　　有罪推定易造冤案

　　在古代，官府要破獲一個案子，如果有一個人嫌疑很大，但要去找到更有力的證據又很困難，這時官府的審判者怎么辦呢?他就先假定這個嫌疑者就是罪犯，這就是“有罪推定”。嫌疑人要想洗脫犯罪嫌疑，就得想法證明自己不在現場、或沒有犯罪動機，如此等等，只有完全證明了自己與那個案子沒有干系，他才會被無罪釋放。

　　自己證明自己沒犯罪有時是很難的，比如某個夜晚發生了一個案件，審判者把你當成嫌疑犯，要你證明當晚不在現場，可當晚你正獨自在家睡覺，那怎么證明呢?結果常常是，你不但洗脫不了犯罪嫌疑，反而招來一頓暴打，審判者要你“快快從實招來!”你熬不住打，只好順著審判者的思路去招供，冤案就這樣產生了。既然一頓暴打就能破獲一件案子，那么審判者何樂而不為?于是，中外在古代審案時都奉行“有罪推定”原則。

　　在古代沒有監督體制下，有罪推定極易被濫用，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信守著這樣一個規則：寧可錯殺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看誰不順眼，就覺得他犯了罪，于是不分青紅皂白將其下獄，然后屈打成招，制造冤案。中國古代的一系列慘案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漢高祖的“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武則天時期的“請君入甕”、宋高宗時期岳飛的“莫須有”冤案，以及雍正時期腥風血雨的“文字獄”，無不是有罪推定的結果。

　　即使是到了現代法治的今天，有罪推定仍然是陰魂不散。中國當代的一系列冤假錯案都是有罪推定導致的，新聞報道中的類似案件很多。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有罪推定的情況也不時出現。

　　2000年，在法國的一個叫烏脫羅的小鎮上，傳出了一個爆炸性新聞：有一個成年的色情團伙虐待了四個幼兒園兒童。剛從法學院畢業的布爾戈法官接手了此案，他通過幼兒園老師的轉述以及孩子的證詞，判了17個嫌疑人都有罪。布爾戈法官在辦案過程中，對犯罪嫌疑人的證詞置之不理，甚至一名真正的罪犯給預審法官寫信，說明只有4人犯罪，和其他人無關，都沒有引起布爾戈的重視。后來，犯罪嫌疑人上訴，直到2005年，13人被宣告無罪釋放，4人被判處15—20年的監禁。

　　我們分析這個案件，它被錯判的直接原因就是布爾戈法官的頑固思維模式：有罪推定。他只相信幼兒園老師的轉述以及孩子的證詞，卻毫不理會犯罪嫌疑人的申辯，結果導致了悲劇。

　　兩個推定的不同

　　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有罪推定都導致了無數冤案。因此，隨著現代法治觀念的深入人心，“有罪推定”原則遭受了原來越多的抨擊，“無罪推定”逐漸成為法庭審判的公認原則。什么叫無罪推定呢?簡單地說，任何人在未經法庭判決有罪之前，應視其無罪。

　　根據無罪推定原則，警方必須拿出充分的證據證明被告有罪，而不是由嫌疑人拿出證據來證明自己無罪，嫌疑人只要對警方的證據進行反駁，找出其中的漏洞即可。而如果警方既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又不能證明嫌疑人無罪的情況下，只能直接推定嫌疑人無罪。

　　我們現在通過案例來分析一下有罪推定和無罪推定的區別。

　　1998年4月22日，云南昆明警方從一輛停放在路邊的面包車內，發現一男一女被槍殺在車內，身上錢物被洗劫一空。經查，男的叫王俊波，是昆明市一個郊縣的公安局副局長;女的叫王曉湘，是昆明市公安局通訊處民警。經專案組調查發現，“二王”都是已婚之人，但他們之間有私情。于是，死者王曉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進入專案組的視線。專案組傳訊了杜培武，但杜堅決否認。之后，專案組又對現場進行勘察分析，并對杜培武進行了測謊，結果無法排除杜培武作案的可能。但警方并沒有找到杜培武案的核心證據——作案用的手槍，當然也就沒辦法提取指紋了。

　　這樣一個案件，按照無罪推定的原則，警方應該先行釋放杜培武，然后尋找更多的破案線索。可是，昆明警方在有罪推定的思維模式下，強行要求杜培武自行認罪，在杜培武拒不認罪時，又嚴刑逼供，杜培武被迫屈打成招，被法院以殺人罪判處死緩。直到后來，昆明警方在破獲另一起案件時，才同時也抓到了這個案件的真正罪犯，杜培武被釋放，撿回了一條命。

　　無罪推定容易放跑罪犯

　　有罪推定很容易造成冤案，可是，無罪推定也有弊病，那就是確實有可能放跑罪犯。有些案件的案情格外復雜，警察即使找到了很多證據證實了罪犯，但又缺少一些必要的證據，這時只好看著罪犯大搖大擺離開法庭了，我們歐美或香港的影視片里經常看到這樣的場景。現實生活中最典型的案件仍然是我們耳熟能詳的1994年的辛普森殺妻案。

　　辛普森是一個著名的美式橄欖球運動員。其前妻布朗和餐館服務生高曼被人在家里殺害。在現場發現了辛普森的血跡。在辛普森的車上和門前的車道上發現了血跡。警察非法搜查了辛普森的住宅，找到了一只和現場一樣的血手套。辛普森作為嫌疑人被逮捕。庭審時，辛普森保持沉默。警察由于失誤，證據可信度大打折扣。血跡受到了污染，血手套太小，辛普森根本帶不進去，警察非法收集的證據被排除。由于證據不足，辛普森被無罪釋放。

　　看到這個案例，任何一個正常的人都會認為，辛普森應該是兇手，并且后來的事實證明，也沒有找到其它兇手。很多人不理解，這不是眼睜睜地看著罪犯逍遙法外嗎?無罪推定放縱了罪犯，將給社會帶來多大的危害呢?

　　無罪推定暗含著這樣一個理念：寧可錯放三千，也不能讓一個無辜的人蒙冤。這確實也有可能使真正的不法者逍遙法外，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仔細思考一下，按無罪推定原則，我們放了一個惡人，以后還有機會再把他繩之以法，但最大限度地保護了無辜的人。如果按有罪推定原則，我們傷害了一個無辜的人，其實我們有可能傷害所有無辜的人，因為所有人都有可能處于和他一樣的命運，同時，我們還放縱了罪惡，讓真正犯罪分子逃脫制裁。粗略地比較，無罪推定要比有罪推定好一些。

　　無罪推定原則最早在英國運用于實踐，但在美國運用得最徹底。最近幾年，英美犯罪率上升，無罪推定原則開始收縮。如1988年，北愛爾蘭發生恐怖暴力事件，英國開始限制沉默權。而法國、中國，無罪推定原則開始擴張。法國1789年宣布無罪推定原則，但直到2000年才在刑法中確定無罪推定原則。中國在民國初期就已宣布無罪推定原則，但并沒有真正實施。直到1997年，我們修改刑事訴訟法，才把無罪推定的基本精神確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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