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經(jīng)不公開審理發(fā)現(xiàn)，2007年1月，被告人王某被某縣艾滋病皮膚病防治中心確認為艾滋病毒-1抗體呈陽性。2013年9月5日16時許，王某與陸某商定在出租屋進行性交易，嫖娼資金為30元。陸某與王某發(fā)生性關系，沒有使用避孕套。后兩人被檢查公安人員抓獲。上海權威刑事律師經(jīng)東莞市疾病防治中心檢查，王某的艾滋病毒-1抗體呈陽性。

　　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王某明知自己患有嚴重性病，實施賣淫活動，其行為已構成傳播性病罪。鑒于王某如實供述犯罪事實，認罪態(tài)度良好，可以依法從輕處罰。因此，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百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五十二條的規(guī)定，王某因傳播性病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并處二千元罰款。

　　二、主要問題

　　1.艾滋病是嚴重性病嗎？

　　2.知道自己攜帶艾滋病毒而賣淫如何定性？

 

　　三、裁判理由

　　1.艾滋病是一種嚴重的性病。1991年8月12日實施的《性病防治管理辦法》第二條規(guī)定：本辦法所稱性病，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乙類傳染病中的艾滋病、淋病和梅毒。根據(jù)這一規(guī)定，艾滋病是一種與淋病和梅毒水平相同的性病。2013年，新修訂了《性病防治管理辦法》。雖然艾滋病系性病沒有明確規(guī)定，但艾滋病單獨列出，規(guī)定其防治管理工作按照《艾滋病防治條例》的有關規(guī)定執(zhí)行，這并不意味著艾滋病在醫(yī)學和法律層面上被排除在性病范圍之外，而是被視為特殊性病。這種行政法層面的立法變化并不影響刑法中嚴重性病的認定范圍，也不能否認艾滋病是性病的醫(yī)學屬性。同時，從疾病的傳染性和危害程度來看，艾滋病和淋病。梅毒屬于《傳染病防治法》規(guī)定的乙類傳染病，對健康的危害遠大于淋病。梅毒應視為嚴重性病。

　　2.知道自己攜帶艾滋病毒賣淫，故意傷害公共安全罪。傳播性疾病罪可能構成，必須具體分析。

　　（1）本案中，王某不構成故意傷害罪。故意傷害罪是犯罪的結果，構成犯罪必須造成受害人輕傷以上的后果。王某從事賣淫活動，與嫖娼人員無怨無悔。他只放任嫖娼人員陸某感染艾滋病毒的可能結果。同時，沒有證據(jù)證明嫖娼人員陸某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因間接故意犯罪未發(fā)生危害結果的，不構成犯罪，王某不構成故意傷害罪。如果王某出于希望或允許他人感染艾滋病毒進行賣淫嫖娼活動，并使對方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死亡），則可認定為故意傷害（死亡）罪。

　　（2）王某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本案現(xiàn)有證據(jù)尚未達到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證明標準。王某主觀上表示，在進行性交易時，會要求對方使用避孕套。如果對方不愿意使用，考慮到艾滋病毒傳染給對方的可能性較小，他也會同意。上海權威刑事律師可見，王某并沒有惡意傳播艾滋病毒報復社會的意圖，只是為了牟利，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危害結果的發(fā)生。現(xiàn)有證據(jù)不能證明王某的行為造成了廣泛的社會危害，因此王某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有足夠的證據(jù)證明他在得知自己是艾滋病毒攜帶者后仍長期賣淫，與他發(fā)生性關系的人很多，甚至導致艾滋病的進一步傳播，可以認定他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3）本案王某只能認定傳播性病罪，東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認定為正確。
 

　　五、律師分析

       故意傳播艾滋病需要刑法規(guī)定。

　　艾滋病是當今世界上最嚴重的傳染病，感染艾滋病幾乎意味著死亡。在現(xiàn)實社會生活中，一些艾滋病患者利用各種動機感染艾滋病毒進行非法犯罪活動，嚴重損害他人健康，容易引起社會恐慌。在今年的兩屆會議上，一些民主黨派提出了在刑法中增加故意傳播艾滋病罪的建議。筆者認為，在我國現(xiàn)行刑法不能有效制裁故意傳播艾滋病的情況下，有必要探討如何在刑法框架內(nèi)規(guī)范故意傳播艾滋病，有助于有效應對日益頻繁的故意傳播艾滋病。

　　首先，刑法關于傳播性病罪的立法存在行為范圍過窄的問題。刑法第三百六十條第一款規(guī)定，傳播性病罪僅適用于有金錢交易的賣淫嫖娼，不適用于目前危害嚴重的男性同性行為。無金錢物質(zhì)交換的性行為等故意傳播艾滋病。此外，雖然艾滋病和淋病。梅毒屬于性病范疇，但淋病、梅毒等性病可以治愈，但目前還沒有有效的治愈艾滋病的方法，故意傳播艾滋病的社會危害明顯大于后者。傳播性病罪的法定刑罰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艾滋病是一種致命的傳染病，故意傳播艾滋病罪的定罪處罰難以適應。

　　其次，利用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懲治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對象和適用后果的障礙。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主要針對不特定大多數(shù)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財產(chǎn)安全。然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故意傳播艾滋病有時只發(fā)生在特定人之間，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面臨適用對象的障礙。

　　第三，以故意殺人罪懲治故意傳播艾滋病的結果和因果關系難以確定。刑法中的故意殺人罪是結果犯，既遂標志是死亡結果的發(fā)生。但是，故意將艾滋病傳播給特定人的行為，從行為人完成傳播行為到被害人死亡結果的時間不具體，至少需要幾年時間，因此被感染人的死亡結果不是即時的，相對不確定。即使受害人死亡，在某些情況下，也很難證明受害人的死亡結果是由行為人故意傳播艾滋病引起的。

　　最后，以故意傷害罪懲治艾滋病故意傳播存在傷害結果難以確定的問題。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故意傷害罪只有在被害人受輕傷的情況下才能成立。以故意傷害罪追究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將面臨如何證明艾滋病感染屬于造成他人輕傷的上述結果。目前，我國的傷害鑒定標準是基于身體的實際傷害。艾滋病侵犯了人類的免疫系統(tǒng)。故意傳播艾滋病不會直接對他人造成身體傷害。故意傷害罪將面臨傷害結果難以確定的困難。

　　上海權威刑事律師可見，要實現(xiàn)艾滋病故意傳播的有效覆蓋。全面規(guī)范和應有的處罰，需要通過增加艾滋病故意傳播罪進一步完善立法。

　　考慮到艾滋病犯罪與相關犯罪的區(qū)別和平衡，在增加艾滋病犯罪時應特別注意兩個問題：

　　首先，故意傳播艾滋病罪的主觀方面應僅限于故意。刑法第三百三十條規(guī)定的阻礙傳染病防治罪包括過失犯罪，犯罪門檻為導致甲類傳染病傳播或者嚴重傳播危險。根據(jù)《中國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的規(guī)定，艾滋病屬于乙類傳染病。立法未將乙類傳染病納入過失傳播犯罪范圍的，單獨將過失傳播艾滋病作為乙類傳染病犯罪，不符合刑法第三百三十條將乙類傳染病排除在阻礙傳染病防治犯罪范圍內(nèi)的立法目的。

　　第二，不必列舉故意傳播艾滋病罪的傳播行為。刑法增設故意傳播艾滋病罪時，沒有對傳播的行為方式進行列舉，這一方面是因為主觀方面的“故意”設置可以將一些風險較低的傳播艾滋病行為排除在犯罪范圍之外；另一方面，是因為艾滋病傳播的方式多樣，且艾滋病患者在發(fā)現(xiàn)自己被感染艾滋病后基本上對艾滋病的傳播方式都有所了解，對艾滋病的傳播方式不作列舉并不影響人們對該罪行為方式的認知。另外，增設故意傳播艾滋病罪在入罪門檻上有必要采取“行為”標準，即只要有故意傳播艾滋病的行為即可入罪。這主要是考慮到艾滋病對人體的嚴重危害性，故意傳播艾滋病行為一經(jīng)實施即將被害人置于對生命、健康具有巨大危險的情境之中。刑法要防治艾滋病的傳播，必須著眼于消除這種可能導致他人被感染的情境。